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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往圣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
      發布日期:2012-5-28 10:10:51 來源:廣東自考網 閱讀: 【字體:

      摘要:有人稱梁漱溟先生是中國“最后一位儒家”,然其本人卻愿以“佛家”自居。事實上“為往圣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正是他一生為之奮斗的使命。他的這種儒佛共融的思想是在直面人生實踐的時候尋求“方便”的態度轉化,體現了他作為傳統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心和濟世救民的情懷。
        
         
        梁漱溟,(1893--1988)中國現代思想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17-1924年執教于北京大學哲學系,1930-1937年從事鄉村建設活動,抗日戰爭期間,為國事奔走,謀求國內團結。其主要著作包括:《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鄉村建設理論》、《中國文化要義》、《人心與人生》等。
        在現代史上,梁漱溟以特立獨行而著稱,是個頗具爭議的人物。有人說梁漱溟是儒家,有人說他是佛家,有人說他是哲學家,也有人說他是思想家……無論是哪一種評價,如今,我們都能從他身上感受到“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一種特質”。艾愷說:這種可以融合多種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特質。而梁漱溟對自己的評價很低:“我不是一個學者”。他的一生始終關注兩個問題:人生問題、社會問題。當人生問題要解決的時候,他便深入佛理,需求解脫。當社會問題突顯的時候,他便走出房間,放棄佛學研究,奔走社會,尋求救國治世之道。
        梁漱溟在一生中曾多次談及自己的思想變遷,從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說法頗一貫:“我常常說我一生思想轉變大致可分三期,其第一期便是近代西洋思想這一路。從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后來折反到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二期。從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轉歸到中國儒家思想,便是第三期。”
        梁漱溟作為一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面對社會紛亂、民生涂炭,東方化對于西方化步步的退讓,西方化對于東方化的節節斬伐,表現出的舍我其誰的使命感,更是他轉變的直接動力。五四運動“全盤西化”徹底否定、摧殘中國文化,當他看到當時影響最大的《新青年》雜志連番發表激烈抨擊中國傳統文化的文章時,他回憶說,仿佛中國的傳統文化被徹底否定了,而否定了自己的文化的那些人“不感覺到痛苦;仿佛認為各人講各人的話,彼此實不相干;仿佛自己被敵人打傷一槍,猶似若無事也。而我則十二分的感覺到壓迫之嚴重”。 1920年夏,北大校長蔡元培赴歐洲考察教育,北大舉行餞行會。會上多人講話提出,蔡元培可將中國文化優越的地方介紹給西方,同時也將西方文化優越者帶回中國。梁漱溟當即質問:“諸先生今日的說話頗似耐聽;但不知東方文化中有什么可以介紹給西方去?”
        1917年夏天,梁漱溟經江浙去湖南,正遇北洋軍閥舊部王汝賢等殘軍對湖南長沙、衡陽一帶劫掠,百姓被燒殺淫掠之狀十分悲慘。回京后,又經歷了張勛復辟、護法戰爭和各派軍閥的混戰。有感于內亂戰禍給民眾帶來的深重災難,尚處于寂滅梵天中的梁漱溟發出了“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感慨。
        20世紀20年代風雨激蕩的時代潮流,激起了梁漱溟的危機感和使命感,把總是在痛苦地思慮“救世救國”的梁漱溟再一次推到了政治和文化的漩渦之中,決心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從梁漱溟思想的兩次轉變中,我們可以看到整個過程是由入世轉變到出世再回歸到入世,其佛儒共融的思想軌跡讓人眾說紛紜:有人說他是中國新儒家的開山祖師,甚至被稱為“儒家”的最后圣人;但由于他長年茹素且不蓄發,又被人稱為“不穿袈裟的和尚”,還有人稱他為“佛光燭照下的一代儒宗”。梁漱溟的一生特立獨行,在風云變幻的時代潮流中,我們總能看到一個處變不驚、迎難而上、堅忍不拔的身影。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他一生關注的兩大問題:人生問題、社會問題,是因為他作為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高度的責任心和使命感,是欲以天下為己任也。
      “回到我思索、探求的中國與人生兩大問題上,促成我的實際行動的,如中國問題占了上風,我則參加辛亥革命,當新聞記者,進北大教等等,如人生問題占了上風,我便不結婚,吃素,想出家。這兩大問題在我身上始終矛盾著,運行著。后來中國問題占主導地位,人生問題逐漸退居次要地位,我就這樣走過了漫長的八十年。”
        漢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在二千余年的發展中,雖歷經挑戰,時有盛衰,但一直是中國人猶其是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每個傳統知識分子為之奮斗的人生理想。而到了近代,在西方文化帶著難以抵御的軍事和經濟力量的沖擊下,中國人茫然失據,此時的梁漱溟同樣挺身而出,擔當起時代賦予的重托。
        1942年,梁漱溟自日本統治下的香港脫險后,曾給他的兩個兒子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說:“前人云:‘為往圣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與人生》等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的,萬不會有的事!”
        這幾近狂易的精神情態在常人看來是可笑的,而且即使是與之相知頗深的熊十力,也致書以“發瘋”、“狂妄”相譏評。然而,它終是梁漱溟獨異生命格范的真切表露。他回答他的朋友說:“狂則有之,瘋則未也”。其實,“狂妄”是其表面,其內核則是“堅定”。梁漱溟以這番故意略顯“狂妄”的話來顯示自己堅定的信念—一定會完成歷史賦予自己的人生使命。
        此后,梁漱溟仍我行我素,高度自信自負,始終沒有放棄他的主張。不管身處怎樣的逆境,梁漱溟始終不渝地堅持著自己的救國治世的理想,程思遠先生對梁漱溟評價:潛心行學,一代宗師,探索人生,無所畏懼。
        艾愷博士所作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這本書曾一版再版,在1986年版他所加的《跋》的結尾,艾愷博士寫道:“總的說來,梁漱溟是幸福的、愜意的老人,世間萬事都不足以動其心。有的人也許認為他在這場大游戲中是失敗的一方。然而他對我說:我‘并不失望’,‘也沒有遺憾’。‘我做完了我一生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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