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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客觀相統一原則與刑事證明標準的層次性研究
            發布日期:2012-5-25 10:49:32 來源:廣東自考網 閱讀: 【字體:

              內容提要: 主客觀相統一原則作為刑法中的一項基本原則,對定罪與量刑均有重要的制約作用。在其發揮作用的過程中,證明標準是一個關鍵之點并發揮著橋梁作用。就動態的定罪量刑過程來看,從立案、起訴到審判的過程展現了證明標準逐步清晰與升高的縱向層次性,從輕罪、重罪到死罪案件的審判實踐中又顯示出證明標準的逐步嚴格與審慎的橫向層次性。認識了主客觀相統一原則與證明標準的動態辯證統一關系,對指導司法機關正確地把握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的關系進而科學地定罪量刑是大有裨益的。 


              一、刑事證明標準與主客觀相統一原則之界定

              (一)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的內涵與作用范圍

              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的內涵應當具有三層含義:一是從犯罪學視野(存在論)來看,任何犯罪都是在主觀心理支配下造成危害社會的行為或者結果;二是從刑法規范角度(價值論)來看,構成犯罪必須是一系列主觀與客觀要件有機結合的總和;三是從司法實踐中(認識論)來看,任何案件的事實都必須與司法人員的認識與評價相統一。我國學者曾指出,“犯罪、刑事責任與刑罰,是貫穿刑法始終的三個基本問題,刑法制定和適用的全部意義就在于通過正確解決這三者的關系來禁止、懲罰和預防犯罪,保護社會法益。因此,刑法的基本原則只有具有協調罪、責、刑關系的功能,才能對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指導意義,才能擔負起基本原則的使命。”[1]毫無疑問,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滿足和體現了這一刑法的基本精神和使命:其一,從定罪上講,主客觀相統一原則主要表現為犯罪的主觀要件(故意、過失、目的、動機等)與犯罪客觀要件(行為、結果、特定的犯罪前提等)的有機統一。其二,從量刑上講,其具體表現為,一方面在已然之罪上,犯罪是客觀危害行為與主觀惡性相統一,這也是量刑的前提和主要根據。另一方面,在未然之罪上,行為人的再犯可能即人身危險性(主觀的)與前罪、罪中及罪后的各種個人表現(客觀的)相統一,這也是量刑必須予以考慮的根據之一。因此,可以說犯罪實質上是一種犯罪人客觀的社會危害性和主觀的人身危險性的統一,所以也需要我們辯證統一的審視和對待。[2]其三,從行刑上講,主客觀相統一原則主要表現為,刑法視野內的主觀的人身危險性的減輕及消失與征表人身危險性變化的犯罪的一切行為事實的統一。[3]

              從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的作用范圍來看,學界目前仍然莫衷一是。但是把它視為定罪原則論則沒有爭議,不過就定罪原則論而言,又可以分為狹義說和廣義說,前者是指其作用范圍僅在于構成犯罪所必須具備的主客觀要件的有機統一,而后者則是指包括犯罪構成的主客觀要件相統一和認定犯罪的司法人員的認識與案件的客觀事實相統一兩個方面。我們認為,狹義說失之片面,廣義說是可取的,并進而主張主客體相統一原則還應當是量刑的一項基本原則。

              (二)刑事證明標準的內涵與作用范圍

              對于刑事證明標準,有學者指出,“證明標準是衡量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的證明要求的具體尺度”,而“證明要求是法律要求證明案件事實所要達到的程度。”[4]也有觀點認為“刑事證明標準是指在刑事訴訟中負擔證明責任的主體利用證據對爭議事實或案件事實加以證明所要達到的程度。”[5]在我國當前刑事訴訟法和司法適用中的具體表達和規定就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實際上,以上種表述并無本質上的區別,刑事證明標準存在的根本意義和最終目的肯定是為了為犯罪定性即定罪。[6]而定罪,依據前蘇聯的觀點,特拉伊寧就認為“定罪就是確定被審理的作為(不作為)同法律中所規定的犯罪構成相符合。”[7]在我國,定罪一般也有兩種含義:廣義的定罪,是指司法機關依法認定被審理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以及構成什么犯罪的活動;[8]狹義的定罪,是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和依照刑事法律確定某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或者犯了何種罪。[9]可以看出,這兩種定義的重要區別就在于對定罪主體的認定上,前者涵攝了整個“司法機關”,在我國即公檢法三大家,而后者則明確限定了“人民法院”,把定罪權限縮為司法審判權。

              我們認為,廣義的定罪是比較科學合理和契合我國司法實情的。從立法上來講,為了保障司法活動的穩定性和權威性及其尊嚴,將定罪權限定配置在人民法院是嚴謹和規范的,也有利于避免權力釋放中間環節過多而可能導致司法適用混亂、擅斷乃至腐敗。然而,從我國當前的司法實踐層面上來講,在刑事領域案件程序的實際操作中,公檢法三機關都不同程度實施和履行了一定的定罪權。從立案—移送審查起訴—提起公訴—到有罪判決,不同于民商事裁判的主要特點就是多個強制性的國家公權力機關的介入,公安和檢察機關本質上同法院一起承擔和分享了對案件事實的實體證明和程序保障,現實中三機關中的任何一家都有權也完全有能力掐斷一個案件或者決定其后續司法適用走向。鑒于這種司法事實,我們認為,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人民法院所分別享有和具體實施的立案偵查權、審查起訴權和刑事審判權,實際上都是定罪權并屬于定罪權的表現形式。我們不能因為一項制度或者事實可能容易產生個別不利因素,便因噎廢食而不予承認。[10]

              二、主客觀相統一原則與刑事證明標準關系之界定

              確定了刑事證明標準在定罪中的適用范圍之后,我們再來看一下其所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有學者已經明確指出“定罪是主觀與客觀相統一”,[11]我們進一步認為,主客觀相統一原則不僅是理念性的定罪的基本原則,更是定罪在刑事司法適用中實際衡量尺度和載體實現的刑事證明標準的基本原則。

              縱觀人類刑法學史,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刑事證明標準的指導原則和理念也分別有所側重和不同,主要有以下四種:其一,只注重于犯罪的外部行為及其實害的客觀主義原則;其二,只注重于犯罪人和人身危險性的主觀主義原則;其三,把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揉為一體的折中主義原則;其四,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引導下的主客觀相統一原則。不可否認,前三種原則的產生和發展都具有其合理性和歷史必然性,但是,其不足也正如有學者所言,刑事古典學派的客觀主義說“沒有考慮實施犯罪的個人的情況,也沒有考慮犯罪中的特殊情節,這必然導致刑法適用中的不公平的現象。”[12]近代實證學派的主觀主義說則會使犯罪概念變得相對模糊,“有侵害行為人的自由之危險,即使采用征表主義,也難以克服主觀主義的這一弊端。”[13]而對于折中主義來說,其一,從反面的角度來講,折中主義實質上“仍然不外乎是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理論的一種表現。”[14]我們認為,“折中”與“統一”在概念范疇的內涵上并不相同,前者更多體現的是一種人為的相對僵硬和被動的截取、拼接和并合,正如有學者所言,“并合主義雖然也是一種主觀與客觀的統一,但并非有機統一,而是一種折中。”[15]其二,從比較的角度來講,折中原則實際上是一種相對消極的妥協和退讓,是一種遷就和捏合式的“統一”,而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是實實在在提出和倡導了一種真正的和主動動態的“統一”,強調在客觀現實中積極地發揮人即法律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因此是一種積極正面的發展和創新,實現了統一的有機和聯系。其三,從正面的角度來講,主客觀相統一說是完全符合我國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和實踐論的相統一,也是我國刑法基本價值和規范的追求和體現,可控可行,科學合理。因此,我們認為,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是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基本原則。

              三、刑事證明標準司法適用中的縱向層次性

              所謂證明標準的縱向層次性,是指在刑事訴訟流程中證明標準在整體上的趨嚴性與遞進性。刑事訴訟階段,“是指刑事訴訟過程中,按順序進行的相對獨立而又互相聯系的各個部分。”[16]在我國當前的司法實踐活動中,即立案、移送審查起訴、提起公訴和有罪判決四階段,其證明標準在刑事訴訟法上分別以第86、第129、第141和第162條來規制,總的來說,可以概括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我國的這一立法層面上的證明標準,看似簡潔明確,但實際上在司法適用過程中,由于刑事訴訟階段的存在,在不同階段,司法主體所查明認定的主觀性的“法律事實”和犯罪人員所實際實施的客觀性的“犯罪事實”的匹配程度的強弱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從證據學上講,即定罪時證據在立法應然和司法實然的符合程度不一,而現行立法上的刑事證明標準,以一擋四,未能充分體現出刑事司法實踐中證明標準的實然層次。

              (一)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立法現狀

              從立法層面上來看,刑事證明標準規定如下:(1)我國刑訴法第86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認為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時候,應當立案”,即只要偵查機關“認為”有犯罪事實需刑事追究即可。因此,立案階段具有一定的主觀傾向屬性,證據程度精確性要求相對較弱,證據標準較低。(2)在移送審查階段,我國刑訴法第129條規定:“公安機關偵查終結的案件,應當做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移送同級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與立案階段對比,可以看出,“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被立法應然層面明確提出,而且法條文本中的“應當”,也是對公安機關的刑事證據標準適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移送審查階段證據標準具有高度傾向的客觀屬性。(3)提起公訴階段,刑訴法第141條規定:“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作出起訴決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17]在司法案件適用程序的第三步,刑事證明標準的鐘擺又再次搖向了相對的主觀主義,“人民檢察院認為”的條件設定和表達其實是體現出了一種主觀推定和判斷,“應當”被“認為”所替代,公訴比審查階段的證明標準在法律表示上又有所降低。(4)在審判階段,我國刑訴法第162條第1款規定:“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這一條里并沒有寫是“應當”還是“認為”,但是,作為刑事司法程序的一般終結階段,[18]我國學者普遍認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作為“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明標準是客觀標準”,[19]因此我們可以說,有罪判決的刑事證明標準比提起公訴的標準更加嚴格。同時還應當注意的一點是,此處規定的是“案件事實”,而公訴階段使用的是“犯罪事實”,這兩個范疇和標準也并不完全相同,從刑事法的角度來講,犯罪事實即是指犯罪嫌疑人法益侵害行為成立和符合犯罪構成的基本事實,而案件事實則是指被告人包括犯罪事實在內的與起訴案件相關的綜合事實。無疑,這是對司法審判階段刑事證明標準適用在質和量上的進一步提高,而且實質上也是對刑事訴訟法和刑法保障人權方面的程序和實體價值統一的體現和必然要求。

              (二)司法適用中的問題和悖難

              以上分析可知,我國刑事訴訟法在立法層面對在不同訴訟階段刑事證明標準的適用規定確實體現出了一定的層次性和合理性的,但是,我國現行刑訴法設置的這一層次并沒有與學理邏輯和司法實踐做到了完全符合和統一,當前的問題就是:第一,從立法語言的角度來看,我國有法可依的刑事證明標準實際上就僅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12個字,刑事訴訟法立法規定過于籠統而不夠精確清晰。第二,從法律解釋學的角度來看,學界及我們在前文中對于從立案到審判的訴訟階段刑事證明標準適用的分析,實際上都是屬于一種學理解釋,即無權解釋,呼吁和亟待立法或司法的有權解釋對證明標準適用的規范明確和指導完善。第三,從法律邏輯學的角度來看,對應于我國司法程序中的立案—移送審查—提起公訴—有罪判決四個階段,當前的刑事證明標準實質上是一個低—高—較低—最高的走向和模式。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當前訴訟法規定的刑事證明標準忽高忽低,邏輯不一,并沒有完全呈現出一個連貫遞進的統一評價標準和順序,層次混亂。

              我們認為,當前立案和審判的刑事證明標準是合理的,問題的關鍵就是出在“低”和“最高”中間的這個“高”和“較低”上,我們倡導一種自始至終由低到高的統一的遞進式的邏輯層次。這里存在兩個隱藏的邏輯陷阱和悖難:(1)在移送審查階段對公安機關的刑事證明標準過高。“應當”“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絕對客觀主義標準,實質上隱藏的邏輯前提是公安機關在刑事證明中肯定絕對不會犯錯,這顯然不甚科學,有待完善立法規定。(2)在提起公訴階段對檢察機關的刑事證明標準形同虛設。刑訴法第129條所規定的“應當”顯然應當是包含了應然和實然的雙重含義,因為刑訴是指導實踐的程序法,如果其沒有在現實中的實然的效果,那就是對法條的不尊重。那么在此情況下,作為移送審查司法后繼程序的提起公訴,就面臨著一個邏輯悖難,即公安機關在“應當”之下的刑事證明標準規制下,已經幾乎將這一案件偵查和確認辦成了客觀性的“鐵案”,那么,檢察機關又應當在其中充當如何角色呢?刑訴法第141條規定的提起公訴的刑事證明標準是人民檢察院主觀性的“認為”,我們知道,主觀來源于客觀,物質決定意識,刑訴法中第141條跟隨銜接第129條的隱含的邏輯前提和陷阱就是,檢察機關必然要認同公安機關移送的案件。申言之,如果依據現行法條規定的提起公訴的刑事證明標準,則檢察機關應當對于公安機關移送的案件“凡移送必起訴”,這顯然也是與司法事實和適用現實不符合的,其出路仍在于完善立法。

              (三)司法實踐中不同訴訟階段對證明標準的適用情況

              不管立法規定與表述如何,司法機關在證明標準適用過程中,還是遵循漸進性的認識規律,體現了證明標準的層次性。如據資料顯示,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檢察院在2007-2008年,共受理了公安機關批捕案件3064件4326人(2003-2008年的數據為10120件13987人),批準逮捕犯罪嫌疑人2920件4091人(2003-2008年的數據為9701件13276人);受理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案件3514件5022人(2003-2008年的數據為11065件14536人),提起公訴案件3124件4396人(2003-2008年的數據為10097件13552人),批捕、公訴案件在法定期限內審結率為100%,起訴后有罪判決率為100%。對以上數據分析可知,對于公安機關移送審查的刑事案件起訴率,該院2003-2008年五年平均起訴率為91.25% , 2003-2006年三年平均起訴率為92.35%,而近兩年的(2007-2008年)的年均起訴率則為88.90%。眾所周知,起訴率的相對降低也就意味著對于公安機關移送案件不起訴率的逐年相對提高,這一數據分別為8.75%、 7.65%和11.10%,檢察機關在起訴階段對于證據審查要求的加強和刑事證明標準適用的事實提高,相對于公安機關來說,檢察機關還是起到了應有的對案件過濾和把關更加嚴格的工作標準和業務要求的作用,體現出了主客觀相統一下證明標準銜接性的深化和遞進。

              四、刑事證明標準司法適用的橫向層次性

              所謂證明標準的橫向層次性,是指在我國刑事訴訟活動中對不同的犯罪乃至同一犯罪在定罪與量刑上的證明標準,事實上存在著的差異性與個別性。如前所述.我國當前刑訴法規定的刑事證明標準實質上只有一條,即“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是在社會生活中出現的刑事案件紛繁復雜,每一例都有其個別性和特殊性,因此,所謂的“確實、充分”只能是總體上的表述和最高目標,如果對所有案件毫無區別地適用最高標準,則必然因其不符合實際而成為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樓閣。因此,在司法實踐中結合案件的特殊情況,考慮公正與效力的辯證統一關系,對不同類型的案件的采用適度區分的證明標準是務實和明智之舉。

              (一)不同案件的分類

              對于不同的案件,從刑罰學的角度講,根據其可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刑罰強制和處置,可以將其由低到高劃分為輕罪、重罪和死罪案件三個層次。依據我國現行刑法的刑罰規制,輕罪案件主要是指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和罰金刑的案件,重罪案件則是指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和無期徒刑案件,死罪案件包括死刑立即執行和死刑緩期執行的案件。與之相對應,刑事證明標準也應當逐步愈加嚴格與審慎地由低到高層次性體現和設定。[20]

              這種劃分既立足于審判實踐,簡明清晰,同時又嚴格涵攝于我國刑法分則之內,法理兼備,是對我國理論上刑事證明標準的層次性構建和實踐中高低搭配適用的動態性體現,具有科學和應用性,主要理由如下:(1)利于了司法機關合理高效的配置和行使司法資源。證據既是立案、起訴、審判等司法活動的基石,也是其試金石。對于輕罪案件,在現實中一般都情節相對輕微,事實明白清楚,證據簡單完備,其自身比較容易和自然的就被司法機關認清和“鎖定”了,因此輕罪案件的刑事證明標準就應當是較低,不少案件可以和解結案,不必人為拔高證明標準而消耗更多的司法資源。(2)尊重和保護了當事人。侵害人身權利等的犯罪案件是最常見的重罪案件,這類案件所侵害法益位階較高,社會危害性嚴重,相應的刑罰也較重。如果此類犯罪的刑事證明標準較低的話,那就意味著在司法中人罪容易,表面上看似有利于被害人,但是,刑法不僅是犯罪人的大憲章,也是自由人的大憲章。在還沒有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就是犯罪人的情況下,實質上就是在司法適用中對犯罪圈的變相擴大,不利于當事人對法律公平和正義的真正實現。申言之,正是因為其侵害法益的嚴重性及其刑罰的嚴厲性,才要求重罪案件刑事證明標準較高的層次性,借以防止與杜絕錯判的發生。(3)捍衛和保障人權的需要。死刑是最嚴厲的刑罰,適用死刑立即執行意味著被告人生命的終結和個體的消滅,因錯判而被執行的無法挽回。故此,死刑案件的證明標準應當最為嚴格。聯合國1984年《關于保護死刑犯權利的保障措施》第4條規定也指出:“只有在對被告的罪行根據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而對事實沒其他解釋余地的情況下,才能判處死刑”,這里的“對事實沒有其他解釋余地”( leaving no room for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of the fact)與“排除其他可能性”基本一致,并顯然高于“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21]

              (二)國外立法的啟示

              所謂“排除其他可能性”和“排除合理懷疑”,[22]是英美法系訴訟法和證據法中高低有別的兩種刑事證明標準層次。在英美國家,按照證明標準確定性程度,總共可劃分為九等:(1)絕對的確定性—任何法律目的均不作此要求;(2)排除合理懷疑—刑事案件中為有罪認定所必需;(3)明晰且有說服力的證明—適用于某些民事案件以及某些管轄法院對死刑案件中保釋請求的駁回;(4)優勢證明—適用于多數民事案件以及刑事訴訟中被告人的肯定性抗辯;(5)可成立的理由—適用于逮捕令狀的簽發、無證逮捕、搜查及扣留、控訴和起訴書的發布、緩刑及假釋的撤銷,以及對公民逮捕的執行;(6)合理相信—適用于“阻截和搜身”;(7)有合理懷疑—無罪釋放被告人的充足理由;(8)懷疑—適用于調查的開始;(9)沒有信息—不能采取任何措施。[23]這種高低層次性的刑事證明標準結構是值得借鑒的,在我國目前以“案件事實清楚、事實證據充分”為基本標準的前提下,就死刑案件與非死刑案件的不同層次而言,我們認為,死刑案件的刑事證明標準應當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具有排他性和惟一性”,而非死刑案件則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24]整個證明標準呈現一高一低,層次遞進的態勢。[25]
            (三)我國學界的爭議和分析

              事實上,目前我國學界對于“事實清楚”中“事實”的這一證明標準的內涵認定上也是存在巨大分歧和爭議并分為兩派:傳統觀點堅持“客觀真實論”,即刑事證明的標準應當是“查明案件的客觀真實”,[26]如有的指出:“我們認為刑事證明的目的,總體來說是要達到訴訟(案件)客觀真實,即指公安司法人員在訴訟中根據證據所認定的案件事實要符合客觀存在的案件事實。”[27]近年來大多數學者倡導“法律真實論”,認為,“對一個具體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只能達到近似于客觀真實,而且是越接近客觀真實越有說服力……客觀真實只能成為刑事案件證明的一個客觀要求,它告誡辦案人員要奮力地接近它,而絕不會成為個案的一個具體的證明標準。”[28]

              以上兩種觀點,均有合理之處且學界目前并無定論,我們認為兩者并不是完全對立的:其一,從本體論上來講,兩者實質上都是人類對于犯罪行為或者案件過程的這種客觀存在的司法主體的一種反映和判斷。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客觀真實和法律真實歸根到底也還是客觀世界和物質事實的兩種不同層次的體現,都為社會客觀物質本體而決定,依據馬克思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兩者是屬于統一的法律意識范疇而可以為共同存在的。其二,從認識論上來講,“人類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永遠無法達到與客觀實際完全一致的程度,但在一定的限度和一定的范圍內,人類對具體客觀事物的某些方面和某些環節的認識是能夠達到與客觀實際相一致的程度。……也就是說,在訴訟證明中,相對中有絕對,絕對中有相對”,[29]是一種認識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辯證統一,客觀真實和法律真實是可以共存而非絕對排斥的。其三,從價值論上來講,有學者曾經說過,“刑法即為實體法、目的法,刑事訴訟法則為程序法、手段法。”[30]因此,刑事訴訟法和證據制度都應當是有價值的,除了自身程序相對獨立價值之外,還應當體現出刑法的價值,因為后者正是刑訴法根本的價值所在。而我國刑法對于死刑的態度和價值選擇,正是“慎殺少殺甚至盡量不殺”,限制和逐步廢除死刑已經成為當前我國刑法改革和修正的一項重大趨勢和價值判斷,因此刑訴法作為刑法價值體現和實踐司法操作程序規制的手段法,應當對于死刑設置較高層次的刑事證明標準,即我們認為對于一般案件可以考慮適用“法律真實”,但是對于死刑案件,在刑訴的立法和司法層面則應當堅決保留和適用“客觀真實”的刑事證明標準,嚴之又嚴,慎之又慎,凡是達不到這一標準的,就不能判處死刑,從而使刑訴法真正的和我國刑法根本理念和價值相適應,與世界的刑事立法趨勢和我國的法治文明建設相適應。

              實際上,陳光中教授對此就曾提出過一個證明標準在司法適用中“確定無疑—排除合理懷疑—有確實證據的推定”的三級層次架構,前者主要適用于死刑案件,中間階段適用于大多數的非死刑案件,對此我們是基本贊同的。但是對于第三個層次的“有確實證據的推定”,則有待商榷,因為這種標準帶有“有罪推定”的嫌疑:其一,從學理上看,這些“證據”并不是完全嚴格意義上的定罪量刑的直接充分的證據,而至多只是一種判斷被告人可能犯罪的線索,推定不能等同于確定。其二,從司法實踐中看,本條標準適用并不廣泛普遍,主要是對應于特殊的持有型犯罪,如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等,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刑法第395條所規定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司法機關只要查明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人,差額巨大,本人不能說明其來源合法的,即構成本罪。顯然,本罪的刑事證明標準過低,司法機關對案件事實和金錢的客觀來源等幾乎不需調查認證,在司法適用中不是在“排除合理懷疑”,而是在“添加有罪懷疑”,并憑懷疑人罪,主客觀并不統一。因此我們認為這種有證據的推定在我國刑事司法實踐只能是特例,而不能成為一般性的刑事證明標準。

              (四)司法實踐中對不同案件證明標準的適用情況

              實際上,對輕罪、重罪和死罪案件的刑事證明標準適用中呈現出來的層次性已是不爭的事實。司法實踐中衡量個案裁判證據認定和采信支持是否嚴格和充分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發改率,從廣東省司法實踐和刑事證據證明標準適用情況來看,確實是重罪案件的發改率比輕罪高,重罪和死罪案件的證明標準要求較高。[31]如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二庭的數據顯示,[32]自2005 - 2006年3月份,其收到廣東省高院二審改判的案件8例,發回重審1例,共9例,除去一些程序瑕疵性等原因的發改案件,主要原因是在事實認定方面沒有到達應有的標準,例如在上訴人段某某伙同他人(同伙在逃)一起持刀搶劫刺傷被害人胸部至其死亡案中,一審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但因本案中共同犯罪的主案犯在逃,基于事實證明和本案具體情況等,二審對上訴人判處死緩。由此可見,該案體現出了省高院在刑事證明標準的司法適用中,對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的堅持,不僅體現在定罪上,也體現在量刑上。從各地中院的發改率情況來看,結論也是如此。以廣東省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為例,從2008 - 2010年8月份的三年中,該院審理的各基層法院上訴、抗訴案件,維持率均在90%以下,但發改率也呈逐年降低趨勢。2009年,全市上訴、抗訴案件發改率為14.9%,而2008年發改率為28.8%,2009年比2008年下降了13.9個百分點。雖然該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上訴、抗訴案件包含了無期徒刑以下的重罪與輕罪案件,但是發改率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中級人民法院對證明標準的要求整體上更加嚴格,而重罪案件就在其中。

              而對輕罪案件在刑事證明標準適用上也有針對性與層次性的體現,這主要是通過“繁簡分流,分類辦理”的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來實現的。2007年4月至2008年5月底,深圳市羅湖區檢察院偵查監督部門適用快速辦理機制辦理案件843宗,公訴部門適用該機制辦理案件841宗,分別占所有案件的31.16%和36.28%。當然,根據當前廣東省刑事司法實踐驗證及成果體現表明,對于輕罪案件的快速辦理機制的適用也不是對其刑事證明標準的完全放松,而是有利于司法主體在法律框架內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恰如其分地與輕罪案件的主客觀方面有機的統一,達到了公正與效率的衡平,實現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一致。該院2007年4月開始實施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后,2007年該區法院刑事案件改判率就由2006年的14.9%下降為9.9%,而2008年1 -5月的刑事案件改判率更是下降到1.8%,適用快速辦理機制判決的輕微刑事案件被告人無一上訴。[33]

              五、結語

              以上理論和實務分析表明,刑事證明標準在我國刑訴法中規定雖然比較籠統單一,但在司法實踐中確又具有橫向和縱向層次性。正是基于此,我們的司法主體既需要也能夠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和司法智慧,在法條和案件事實之間實現一種動態的平衡和統一,從而達到司法適用的公平正義和高效合理,而貫穿其中的證據尺度和標準的基本理念和原則,就是主客觀相統一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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