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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末長安民俗生活論
              發布日期:2012/5/25 14:53:59 來源:廣東自考網 閱讀: 【字體:

              《北里志》是一部描寫唐代乾符年間( 875-879)長安士子狹邪生活的實錄式筆記小說,寫成于唐代中和四年(884)前后,作者孫棨。中反映了當時士人生活的一個側面,有少數內容也表達了歌妓們的生活和對愛情的追求,并保存了士人和歌妓的一部分詩歌作品,故其對研究唐代風俗民情和唐末詩壇與士風都有重要意義。

              一、科舉宴會

              唐代科舉文化考試科目大致分為常科和制科兩類,常科又分為明經科和進士科。明經科重帖經、墨義,死記硬背即可;進士科重詩賦,則需要相當的才華。而且,明經科每年錄取名額是進士科的幾倍乃至十倍,正如清趙翼《陔余叢考·進士》所說:唐制有與后世不同者,后世三歲一會試,唐則每歲皆試;后世放進士多至三四百人,少亦百余人,唐則每歲放進士,不過三四十人……宋初猶每歲一試,仁宗至和二年,始定今問歲一科舉。英宗二年,又定令三歲一科,此后世三年一鄉會之始也。至于制科,是皇帝特別下詔考試的科目,日期和內容一般臨時決定,是朝廷選拔突出人才的一種特殊手段。因此,進士科遂成為唐代士子的最高目標,故唐李肇《國史補》卷下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是故俊義實集其中,由此出者,終身為聞人,故爭名常切,而為俗亦弊……雖然,賢士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制科》亦云:御史張璟兄弟八人,其七人皆進士(科)出身,一人制科擢北,親故@@@@,兄弟連榻,今制科者別坐,謂之雜色,以為笑樂。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述進士上篇》也說:進士,隋大業中所置也……彰于武德而甲于貞觀。蓋文皇帝修文偃武,天贊神圣,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若乃光宅回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進士及第后,一連串的曲江宴、杏園宴、雁塔題名等慶祝活動推波助瀾,使進士不僅成為才華、尊貴和榮耀的象征,而且成為世人談論的焦點,更是當世所有女性仰慕的對象。《北里志》正反映出唐末進士及第后的盛大慶祝活動。

              首先,是杏園探花宴。據王定保《唐摭言》記載,唐時新進士曲江杏園初宴,稱為探花宴,以進士少俊者二人為探花使,人園折花,故名探花,或稱探花郎。孟郊《登科后》,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寫盡了及第者的喜悅和得意。晚唐以來,風俗侈靡,游宴更甚,故孫棨云:以同年俊少者為兩街探花使,鼓扇輕浮,仍歲滋甚。

              其次,是曲江宴。曲江為唐代京都長安東南的游賞勝地,春榜進士與朝廷官員常于此舉行慶宴,稱為曲江宴曲江會。唐韓鄂《歲華紀麗·春》曰:春放榜,進士既捷,列名于慈恩寺,謂之題名大宴于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王定保《唐摭言·慈恩寺題名游賞賦詠雜記》云:咸通十四年,韋昭范先輩登第,昭范乃度支侍郎楊嚴懿親……其年三月中,宴于曲江亭,供帳之盛,罕有倫比。這種聚會,往往有歌妓參加。如《北里志》牙娘條云:故硤州夏侯表中,相國少子,及第中甲科,皆流品知聞者,宴集尤盛。也正是在乾符二年(875)春天的曲江宴上,孫棨見到平康北曲素無名聲的小家歌妓劉泰娘:亂離之春,忽于慈恩寺前見曲中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側下車而行,年齒甚妙,粗有容色。孫棨當晚便尋訪劉泰娘,并題詩其舍: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后,英俊奔波遂吃虛。劉泰娘因孫棨的抬舉而聲名大振:同游人聞知,詰朝詣之者,結駟於門也。

              再次,是雁塔題名。唐代新進士及第,賜宴后,有前往慈恩寺,在大雁塔下題寫自己姓名與詩的風尚。后因稱考中進士為雁塔題名。會昌年間,曾為宰相李德裕禁止,后恢復。王定保《唐摭言·慈恩寺題名游賞賦詠雜記》記云:白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時白樂天二十七。進士題名,自神龍(唐中宗年號)之后,過關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寺塔下題名……會昌三年,贊皇公(指李德裕)為上相……于是向之題名,各皆削法,蓋贊皇公不由科第,故設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復舊態。

              在上述一系列宴會后,新進士還要邀請同僚設家宴慶賀。《北里志》記載尚書楊汝士之子楊知溫及第后,汝士開家宴相賀,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謝夫人。

              這些宴會極度奢侈、豪華,往往水陸之珍,靡不備矣(《唐摭言》卷三),故孫棨感嘆道:如不吝所費,則下車水陸備矣。”“自歲初等第于甲乙,春闈開送,天官氏設春闈宴,然后離居矣。近年延至仲夏。這股歡樂、侈糜的進士宴飲之風,隨著科舉考試的進行,一直從歲初延至仲夏。

              二、席糾風俗

              唐人尚酒,故飲酒習俗應運而生。《北里志》對唐人飲酒多有記載,如尚書胡證與諸力士斗酒時,不但一舉三鐘,不啻數升,杯盤無余瀝,而且復一舉三鐘,次及一角觥者,凡三臺三遍,酒未能盡淋漓,即胡證一人便飲酒一斗左右。正是依賴這種過人的酒量、勇力和氣勢,胡證制服諸惡人,被群惡呼為神人,遂瓦解了一場十分嚴峻的危機,及時挽救了同年裴度的性命。胡證與裴度,《兩唐書》無有傳。二人不但是河東老鄉,而且都在貞元初擢進士第,故交情甚深。裴度,歷任河陰尉、監察御史、河南功曹參軍、西川節度府書記、起居舍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胡證,歷任太子舍人、戶部郎中、御史中丞、諫議大夫。元和九年(814)黨項屢擾邊時,胡以儒而勇選拜振武軍節度使。而鄭光業新及第宴請同年時,有一名歌妓患心痛病猝死在宴席上,同年皆惶駭,鄭光業卻若無其事,撤筵中器物,悉授其假母,別征酒器,盡歡而散。平康名妓顏令賓卒前,也曾因令其家設酒果以待。就在離亂前兩日(黃巢起義),孫棨還曾與進士李文遠,乘醉同詣曲中名妓顏令賓。

              正是伴隨著各種酒宴活動,長安飲妓如雨后春筍般脫穎而出。中唐以后,奢侈之風在社會上盛行,故《唐國史補》卷下記載道,長安風俗,自貞元侈于游宴;《舊唐書穆宗紀》云:國家自天寶以后,風俗奢靡,宴席以喧嘩沉湎而為樂。孫棨《北里志》更是感慨道:由是仆馬豪華,宴游崇侈。在這種游宴崇侈”“風俗奢靡的宴飲活動中,飲妓擔任宴飲酒席中舉足輕重的律錄事。根據歷史記載可知,唐朝的酒令行令承繼古俗,但組織形式更加完備。參加者人數不拘,一般以20人為一組,每組設一個監令,觀察依令行飲的次序。按照當時縣令為明府的習慣,此人被命名為明府(引自宋趙彥衛《云麓漫鈔》卷二)。明府之下設二錄事:律錄事觥錄事。律錄事司掌宣令和行酒,又稱席糾酒糾。觥錄事司掌罰酒,又稱觥使主罰錄事。皇甫孫《醉鄉日月》有明府律錄事觥錄事三門,說的就是當時酒筵行令的組織規則。明府管骰子一雙、酒杓一只,決定每一項游戲的起結。律錄事管旗、籌、纛三器,以旗宣令,以纛指揮飲次,以籌裁示犯令之人;觥錄事則執旗,執籌,執纛,執觥,實施罰酒。當時最為人樂道的是律錄事(席糾)。他是酒令游戲的具體組織者,是酒筵上的核心人物,故《醉鄉日月》說律錄事須有飲材,即第一要善令,熟悉妙令,能夠巧宣;第二要知音,擅歌舞,能度曲;第三要大戶,有酒量,能豪飲。

              《北里志》便記載了這樣一批出色的席糾。如歌妓絳真善談謔,能歌令,常為席糾,寬猛得所;鄭舉舉善令章巧談謔,故孫偓為狀元后,與同年侯潛、杜彥殊、崔昭愿、趙光逢、盧擇、李茂勛等數人,多在鄭舉舉處宴飲;俞洛真時為席糾,頗善章程。王福娘在上巳日也與其母在曲江對米盂為糾。名妓楊萊兒貌不甚揚,齒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詼諧臻妙,與進士趙光遠一見溺之,終不能舍。萊兒亦以光遠聰悟俊少,尤諂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知愛。后來,楊萊兒被閬閱豪家以金帛聘之,置于他所之后,人頗思之,不得復睹

              面對這樣一批酒糾身份的聰慧女子,唐代士人抒寫了許多美麗的詩篇:鄭仁表有贈俞洛真詩,巧制新章拍指新,金罍巡舉助精神。時時欲得橫波盻,又怕回籌錯指人,將俞洛真在酒席上的作用、出色表現、神態及情態表現得淋漓盡致。劉郊及第年,鄭舉舉生病,無法參加宴飲活動,遂令同年李深之邀為酒糾,但李深之的席糾能力根本無法和鄭舉舉相提并論,故自嘲曰:南行忽見李深之,手舞如蜚令不疑。任爾風流兼蘊藉,天生不似鄭都知。此外,方干有《贈美人》詩:酒蘊天然自性靈,人間有藝總關情。剝蔥十指轉籌疾,舞柳細腰隨拍輕。常恐胸前春雪釋,惟愁座上慶云生。若教梅尉無仙骨,爭得仙娥駐玉京。黃滔《斷酒》詩亦云:未老先為百病仍,醉杯無計接賓朋。免遭拽盞郎君謔,還被簪花錄事憎。絲管合時思索馬,池塘晴后獨留僧。何因澆得離腸爛,南浦東門恨不勝。詩句中的簪花錄事,當時便成了飲妓酒糾的別名。因此,嗜酒在晚唐是一種社會風氣,也是一種生活習俗。

              三、國忌行香等習俗

              從唐代開始,在本朝帝后及先祖去世之忌日,要罷音樂,停政務,百官行香紀念死者。后來又有百官奉慰、禁刑、斷屠宰、不視事等一系列規定。正如《宋史·禮志二六》云:

              忌日,唐初始著罷樂,廢務及行香、修齋之文。其后又朔望停朝,令天下上州皆準式行香。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亦云:

              忌日行香。始于唐貞元五年八月,敕天下諸州,并宜國忌日,準式行香。

              宋趙彥衛《云麓漫鈔》卷三也說:

              國忌行香起於后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然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

              因此,國忌行香是一種大型的禮佛祈禱活動,是國家級的帶有一定政教性質和佛事特點的活動。宋王溥《唐會要·忌日》:其京城及天下州府諸寺觀,國忌行香,一切仍舊。《資治通鑒·唐懿宗咸通九年》:勛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胡三省注:唐自中世以后,每國忌日,令天下州府悉於寺觀設齋焚香。開成初,禮部侍郎崔蠡以其事無經,據奏罷之,尋而復舊。

              《北里志》云,諸妓皆私有指占。廳事皆彩版,以記諸帝后忌日,便是國祭行香俗的真實寫照——北里諸妓是專門從事娛樂活動的,自然要弄清楚諸帝后忌日,以免犯禁。這足以說明,國忌行香活動已經成為唐代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與國忌行香俗息息相關的,便是寶唐寺講席活動。寶唐寺原名菩提寺,《隋志》注明其建于隋開皇二年(582),至大中六年(852)改為保唐寺。《北里志》云:諸妓以出里艱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牽率聽焉。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極多,益有期于諸妓也。宋初錢易《南部新書》亦云:長安戲場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薦福、永壽,尼講盛于保唐,名德聚之安國,士大夫之家人道,盡在咸宜。寶唐寺在平康坊,與諸妓隔街而居。諸妓喜歡去保唐寺,可能與這里講唱的是尼姑有一定關系,在當時屬于俗講。這些歌妓,每月獲準出坊三次,即月之初八、十八、二十八。每次出去,她們還要向假母交納一緡錢(一千文錢,即銀子一兩)的保證金。因此,每月之三八日,遂成為諸妓固定出坊的日子,也成了士子攜妓聽講唱的日子。這三天,京城士子幾乎傾城而出,爭相期盼一睹歌妓風采。當然,花枝招展的歌妓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京城士子身上。

              四、上巳民俗

              上已是春季三月上旬的巳日,曹魏以后,這個節日固定在三月三日。這一天,長安市民要舉行一系列慶祝活動,其中最流行的當屬祓禊和踏青。

              祓禊是一種古老的習俗,一般于春秋兩季,至水濱舉行祓除不祥的祭禮發習俗。春季常在三月上旬的巳日,并有沐浴、采蘭、嬉游、飲酒等活動。《周禮·春官·女巫》: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熏草藥沐浴。漢應劭《風俗通》云:禊者,潔也,故于水上盥潔之也。漢張衡《南都賦》亦云: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于陽濱。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企羨》劉孝標注引晉王羲之《臨河敘》日: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漢至唐代,賦詠極多,如東漢杜篤《祓禊賦》、晉張協《洛禊賦》、隋盧思道《上巳禊飲詩》、唐沈儉期《上巳日祓禊渭濱應制》等,皆寫此事。

              據《北里志》記載,孫棨春上巳日,因與親知禊于曲水,聞鄰棚絲竹,因而視之,西座一紫衣,東座一缞麻……對米盂為糾,其南二妓,乃宜之與母也。即孫棨在上巳日與家人在曲江祓禊時,偶然邂逅王福娘與其假母王團兒也陪人在曲江游玩,而此時的王福娘已經被豪主張言買斷,孫棨不可復見。

              上巳日還有踏青習俗。初春時節,芳草始生,楊柳泛綠,人們至郊外野游,謂之踏青。踏青的日期,因時因地而異,或于二月初二,或于三月上巳,或于清明節前后,晚唐往往在上巳日。如《北里志》之張住住條,就間接記載了這一習俗。此條敘述了少而聰慧,能辨音律的張住住堅決拒絕富人陳小鳳求婚,與童年玩伴龐佛奴智斗陳小鳳,最終喜結連理的坊間故事。張住住年將及笄,龐佛奴卻力窘不能致聘,平康里南富人陳小鳳看中張住住,已經向其家納薄幣,并約定在三月五日開元,即買斷張住住的初夜權:

              及月初,音耗不通,兩相疑恨。佛奴因寒食爭氈,故逼其窗以伺之,忽聞住住日:徐州子,看看日中也。佛奴,龐勛同姓,傭書徐邸,因私呼佛奴為徐州子。日中,蓋五日也。佛奴甚喜,因求。住住云:上巳日我家踏青去,我當以疾辭彼,即自為計也。佛奴因求其鄰宋嫗為之地,嫗許之。是日舉家踏青去,而嫗獨留,住住亦留,住住乃鍵其門,伺于東墻,聞佛奴語聲,遂梯而過。佛奴盛備酒饌,亦延宋嫗,因為幔寢,所以遂平生。

              上巳日,張住住裝病騙過家人,在鄰居宋嫗的幫助下越墻與龐佛奴幽會,并商定計策。此前,住住家人對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見之,在上巳日卻舉家外出踏青,從而讓兩位年輕人鉆了空子。這足以說明,上巳踏青是唐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重要的民俗事項。五、其他習俗

              除了科舉宴會、席糾、佛教習俗、上巳習俗等重要事項外,晚唐還盛行斗雞、斗草、打馬球、唱挽歌等娛樂活動。

              斗雞作為一種娛樂活動,早在春秋時就相當流行。傳承至唐代,斗雞風靡一時。唐玄宗在即位前就十分喜愛斗雞活動,即位后,玄宗在宮中專門修建了雞坊(雞坊在大明宮與興慶宮之間;斗雞門在大明宮九仙門外),選養了千余只金毫鐵距、高冠昂尾的雄雞,并派五百小兒專門負責訓養。上行下效,許多人為此不惜重金,以至傾家蕩產。由于斗雞之風大興,長安城中男女均事斗雞,無資購雞之貧寒者,便玩假雞為樂。相傳唐玄宗在一次出游途中,遇一小兒賈昌玩木雞。玄宗將小兒召人宮中,使其在雞坊訓養雄雞。因賈昌訓養有方,深得玄宗賞識,遂金帛之賜,日到其家。賈昌在當時號稱神雞童,社會地位驟變。他的父親去世時,唐玄宗下令縣令為葬器喪車

              《城東老父傳》:老父姓賈,名昌,生七歲能解鳥語音。玄宗還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斗雞戲。及即位,治雞坊于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于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訓擾(調教)教飼。帝出游,見昌弄木雞于運龍門道旁,召入為雞坊小二。

              《新唐書·五行志》:玄宗好斗雞,貴臣外戚皆尚之,識者以為雞酉屬,帝生之歲也。斗者,兵象,近雞禍也。

              唐代杜淹在《吟寒食斗雞應秦王教》中對斗雞的場面作了淋淳盡致的描寫:寒食東郊道,揚鞴競出籠。花冠初照日,芥羽正生風。顧敵知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翹頻掃陣,利爪屢通中。飛毛遍綠野,灑血漬芳叢。雖然百戰勝,會自不論功。韓愈與孟郊的《斗雞聯句》則描繪了斗雞的場面和斗雞的雄姿。

              《北里志》也記載了這一習俗,亦見張住住條。上巳日發生的事情,張住住家渾然不覺,兩天后陳小鳳如約前來,龐佛奴利用坊中斗雞,機智地化解了這一危機:

              曲中素有畜斗雞者,佛奴常與之狎,至五日,因髡其冠,取丹物托宋嫗致于住住。既而小鳳以為獲元,甚喜,又獻三緡于張氏,遂往來不絕。

              愚笨的陳小鳳還以為張住住是處女,故平康輕薄小兒唱歌調侃陳小鳳日:舍下雄雞傷一德,南頭小鳳納三千。在這一事件中,斗雞無疑扮演了重要角色。

              斗草在晚唐也是較為流行的習俗。斗草,南北朝時稱踏百草,唐代稱斗草斗百草。《劉賓客嘉話》云:唐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斗百草。白居易《觀兒戲》詩云:弄塵或斗草,盡日樂嬉嬉。

              《北里志》也有對斗草習俗的記敘:年輕的孫棨在長安作舉子時,春天隨人詣城北平康坊,認識了歌妓王福娘。在眾多士人贈詩中,王福娘最欣賞孫棨的才華及詩歌,請孫棨題詩于其窗左紅墻,其一曰:

              移壁回窗費幾朝,指環偷解薄蘭椒。

              無端斗草輸鄰女,更被拈將玉步搖。

              由此可見,斗草在年輕女子之間更流行。無端斗草輸鄰女,便是對這一習俗的真實描繪。

              此外,便是端午節的打馬球游戲。馬球是騎在馬上,持棍打球之游戲,古稱擊鞠。唐代長安,不僅有寬大的馬球場,而且唐玄宗和唐敬宗等皇帝更是樂此不疲。唐代章懷太子墓出土的《馬球圖》上,二十多匹駿馬飛馳,馬尾扎結起來,打球者頭戴幞巾,足登長靴,手持球杖逐球相擊。這一畫面,便是馬球場面的真實再現。

              《北里志》之張住住條有馬球的簡略記載:龐佛奴正是在寒食爭球時,有意靠近住住的窗下,暗中潛伏,才聽到張住住的一席叮嚀與囑托。另外,《北里志》載劉覃進士及第時,年十六七,永寧相國鄴之愛子,自廣陵入舉,輜重數十車,名馬數十駟。慕妓天水仙哥之名,不惜重金召之。這位年輕的公子,不但是狎妓名角,而且是馬球高手。王定保《唐摭言》卷三著錄道:

              乾符四年(877),諸先輩月燈閣打球之會,時同年悉集,無何,為兩軍打球,軍將數輩,私較于是。新人排比既盛,勉強遲留,用抑其銳。劉覃謂同年曰:仆能為群公小挫彼驕,必令解去,如何?狀元已下應聲請之。覃因跨馬執杖,躍而揖之曰:新進士劉覃擬陪奉,可乎?諸輩皆喜。覃驟馳擊拂,風驅電逝,彼皆愕視。俄策得球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數輩慚沮,偔俛而去。時閣下數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

              這一記載,無疑讓我們對馬球游戲有了更直接和形象的認識。

              另外,《北里志》還有關于晚唐挽歌習俗的記載。挽歌是古代送葬時所唱哀悼死者的歌,起于漢初田橫,后李延年將挽歌分為《薤露》和《蒿里》二曲。《初學記·挽歌》著錄有繆襲、陸機、陶潛、李征、盧思道、李百藥、上官儀、駱賓王和崔融諸人挽歌詩,多為五言古詩或五言律詩。唐代長安,出現以挽歌為業并享譽一時的現象,時稱兇肆。據《北里志》記載,歌妓顏令賓卒后,坊中樂工劉駝駝,從眾多士人挽詞中選擇數篇,制為曲子詞,教挽柩前同唱之,聲甚悲愴。后來,有四首挽歌流傳下來:

              其一:昨日尋仙子,輛車忽在門。人生須到此,天道競難論。客至皆連袂,誰來為鼓盆?不堪襟袖上,猶印舊眉痕。

              其二:殘春扶病飲,此夕最堪傷。夢幻一朝畢,風花幾日狂。孤鸞徒照鏡,獨燕懶歸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尊一觴。

              其三: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駿奔皆露膽,磨至盡齊眉。花墜有開日,月沉無出期。寧言掩丘后,宿草便離離。

              其四.奄忽那如此,夭挑色正春。捧心還動我,掩面復何人。岱岳誰為道,逝川寧問津。臨喪應有主,宋玉在西鄰。

              自是盛傳于長安,挽者多唱之。歌妓顏令賓的挽歌,逐漸演變為長安城的哀傷,美人凋零與士子心緒在此契合,末世情懷與時代哀音合二為一,最終匯成一滴蒼涼的眼淚,懸掛在長安的屋檐下。

              總之,孫棨筆下所記的晚唐民俗史料,客觀真實,豐富多彩,為后世研究關中等地的古代民俗,特別是長安民俗的變化、演進過程提供了珍貴的資料,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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